“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最后三天，吴起帆收到了这份等待了379天的判决书。11页文件翻到最后，一行字映入眼帘：“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自愿补偿吴起帆15万元。”他熄灭屏幕，拉上窗帘躺回被窝——没有失落，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这位曾任职头部互联网大厂的高级数据分析专家，在两年工龄后被诊断为抑郁状态，经历90.5个工作日的休假后，收到了劳动合同终止书。从仲裁到诉讼，他用一场“很难”的维权，撕开了大厂人“被优化”的隐痛。

被系统“优化”的“健康人”

吴起帆的崩溃并非瞬间发生。2021年，他从飞利浦、汇丰等“舒适区”跳入互联网大厂，参与本地生活业务扩张期，一度觉得“真的在做有意义的项目”。但很快，战略部门拆解、核心业务被移交实习生、父亲确诊胰腺癌……多重压力叠加下，他的世界逐渐失焦。

2023年9月的一个早晨，他在车载有声书里听到抑郁症症状——“连续一周对事物失去兴趣”“失眠或早醒”，突然意识到：“我符合所有症状。”

和他一样的“大厂人”不在少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2024年5月的调研显示，约七成职场人因职场问题出现心理健康困扰，互联网行业尤为集中。27岁的秦青曾在15国旅行，入职大厂后却被“精确到分钟”的节奏吞噬：9:50到岗、10点开会、深夜会议常态化，最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伴重度焦虑”。30岁的李琴因“工作被拆解、目标模糊却要求即时结果”陷入失眠、情绪失控，确诊后复工即被要求签署“不影响工作”的免责声明，最终被解除合同。

“这不是简单的‘累’，而是长期叠加的结构化压力。”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指出，大厂人的压力源包括激烈内部竞争、绩效排名敏感、“被替代”焦虑，以及工具化管理对意义感的消解。当压力超过阈值，身体先拉响警报：胸闷、心悸、失眠；更隐蔽的是注意力涣散、效率暴跌、亲密关系破裂——秦青曾用“投入产出比”衡量恋爱，最终终结4年感情；黄宇珊因“病耻感”只敢请一周病假，怕“再久就回不去了”。

维权路上的“死胡同”

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许多人被推进了“隧道”。病耻感、维权难、复归门槛，构成了三重枷锁。

李琴确诊后，咨询律师和HR得到的建议高度一致：“拿钱走吧，维权很难。”法律对精神疾病的定义模糊：《劳动法》规定癌症、精神病等特殊疾病可享受24个月医疗期，但“抑郁发作”“睡眠障碍”是否属于“特殊疾病”？法院常以“未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实际劳动能力未严重受限”驳回诉求。吴起帆案中，两级法院均认为其病情不符合“特殊疾病”标准，败诉告终。

更现实的困境是因果关系的证明。精神障碍多由工作压力、家庭变故、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难以像工伤事故那样锁定单一诱因。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施婧葳指出，现有法律依赖“可见的、明确的事故逻辑”，而精神疾病的漫长病程和医学不确定性，让法律介入趋于谨慎。她建议引入“相当因果关系标准”——只要工作压力“显著、实质增加发病风险”即应保护，但这一标准尚未成为主流。

复归职场更难。企业为规避“不可预测性”倾向规避精神疾病患者，求职者则因“病史”被隐形歧视。李琴的朋友劝她“隐瞒抑郁症”；秦青离职后通过炒股、看新机会证明“没被社会抛弃”；黄宇珊的康复，很大程度依赖丈夫的每日陪伴。

EAP：是“安全网”还是“螺丝钉修复剂”？

大厂并非无动于衷。字节跳动自2020年搭建心理健康管理体系，阿里EAP覆盖全员，提供心理测评、24小时热线、正念课程等服务。心理咨询师吴一曾为多家大厂提供服务，她观察到，清晰的“保密性”能提升员工信任度，部分团队请假率和离职率因此下降。

但吴一也有困惑：“让员工更快恢复成‘心理更健康的螺丝钉’，是否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竞争？”EAP的目标，究竟是“接住”员工，还是“优化”员工？

陈发展认为，多数轻症患者经规范治疗可恢复工作能力，但需要数月甚至半年的支持。“如果员工在最困难时能感受到组织的支持，比如保留岗位、不扣薪酬，这种‘被接住’的体验能显著促进康复。”但现实中，企业为成本和确定性考量，往往选择“合规退出”。

隧道要从两头挖

改变正在发生，虽然缓慢。2025年8月，“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被纳入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释放出制度保护的积极信号。但施婧葳强调，认定条件仍严格，适用范围有限，“从倡导性义务到强制性义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个体的微光也在闪烁。吴起帆在休养中考取潜水证，在水下“只有呼吸声的绝对孤独”里练习与自己和解；秦青划清工作与生活界限；黄宇珊依靠家人的陪伴慢慢康复。

“隧道要从两头挖，才会通。”施婧葳说。一端是法律与制度的推进，另一端是每个个体、家庭与团队在裂缝中的微小实践。当大厂人终于敢把公司告上法庭，当“病耻感”逐渐被打破，或许我们离“健康工作”的答案，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