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言：世界上有四种经济，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日本经济和阿根廷经济。“阿根廷经济”在此语境下成为贬义词——这个“拥有繁荣潜力，从富裕起步，却陷入相对贫困的接近纯白人国家”，长期被巨额外债、恶性通胀、工资不足、犯罪频发、腐败滋生等问题困扰，传统庇隆主义政客早已丧失民心。2023年11月极右翼分子哈维尔·米莱当选总统，是阿根廷人对国家衰败的绝望回应。然而2025年10月底的中期选举中，这位对内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对外依附北美资本的领导人再度胜选。究其原因，阿根廷“有趣”的选举制度或许是关键——它不仅是西方政治学的典型样本，更折射出西式选举与民主价值观的深层矛盾。
一、制度革新：被废除的PASO与初心的背离
阿根廷此次中期选举有两处流程革新，首当其冲是取消了独特的“公开同步强制初选”（PASO）。PASO的设立源于阿根廷人对选举黑箱的质疑：若候选人由政客圈子内定，选民不过是在“烂苹果中选烂苹果”。2009年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政府立法引入该制度，要求各政党通过与大选同等规格的强制投票产生候选人，试图以透明度解决政治腐败。
但现实却走向初衷的反面。由于PASO与大选流程、规格高度一致，主要派系逐渐摸索出“初选前黑箱运作”的对策，小党派因无内部竞争也难以从中获益。民众意识到，这一制度除了耗费巨额财政经费（此次被指需1.5亿美元）外毫无实质作用，反而成了政客筛除小党的工具——PASO设置1.5%得票门槛，将参与大选的政党从数百个缩减至45个左右，却与在正式大选中设置门槛效果无异。
米莱以“省钱”为由提议取消PASO，除克里斯蒂娜阵营少数死忠外全票通过。最终，“候选人由政客内定”的核心问题回归原点，阿根廷人却因“省下1.5亿美元”而普遍乐见其成，制度改革沦为形式主义的闹剧。
二、选票设计：从“政党票”到“选床单”的荒诞转型
第二处革新是首次全面推行“单一纸质选票制”（Boleta Única de Papel），取代了沿袭自文盲时代的“政党票”。此前各政党自行印制专属颜色的选票，选民取走心仪政党的选票投入票箱，虽为阿根廷人所习惯，却存在易作弊、无法另选他人、浪费纸张（2021年估算改为单一票可省30亿美元）等弊端，且小党可能因经费不足无法在投票站投放选票而被天然淘汰。
但单一选票制的推行却催生了新问题。阿根廷政党林立，取消PASO后所有合格政党均列入选票，导致选票篇幅冗长如“床单”——圣伊西德罗地区的选票中，每个职位的候选人列表堪比搜索引擎结果。在强制投票制下，大量对政治冷感的“被迫投票者”倾向于选择排名靠前的政党，排名靠后的小党仅能依赖死忠粉支持。此次中期选举中，拥有1.3万名党员的阿根廷共产党在众议员选举中仅得3000多票，便是明证。
更值得玩味的是对电子投票的抵制。尽管电子投票在发展中国家普及，但阿根廷等“老牌发达国家或滑落回贫穷的国家”却因保守选民对“虚拟选票缺乏信心”而拒绝采用。这种对技术的排斥，本质是传统文化习惯与“民主猜疑链”的体现——正如美国2020年大选争议所揭示的，对选举制度的信心并非由GDP、教育水平决定，而是脆弱的认知建构，一旦打破便难以重建。
三、议席分配：比例代表制下的“数学操纵”
阿根廷选举制度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议席分配上。众议院采用欧洲式比例代表制，旨在让议会席位数与政党得票数精确对应，避免美式“赢者全拿”导致的民意代表性缺失。但现实中，席位数为整数，得票比例往往产生小数，如何分配成为“数学难题”，而解决方案却暗藏偏向大党的玄机。
阿根廷此次采用“杰斐逊法”（又称D’Hondt系统）分配众议员席位：将各政党得票数除以1到总席位数的所有正整数，选出最大的N个商值对应席位。以简化模型为例：4个政党争夺8个席位，有效票23万张，民主党得10万票、共和党6万票、自由党4.5万票、进步党2.5万票。通过杰斐逊法计算，民主党因微小票差多获1席，进步党则因“小数舍弃”失去近90%得票对应的席位，10.9%的选民意愿被完全无视。
这种制度天然倾向大党，小党唯有联合才能抗衡。但政党重组仅需政客操作，与选民意愿无关——上述模型中，三小党联合后，民主党会凭空失去1席，1.38万选民的选票沦为废纸。尽管比例代表制初衷是鼓励多党竞争、注入政坛新血，但“选举门槛”（如5%得票线）和杰斐逊法的结合，却成了抑制草根小党、维护现有腐败政客圈子的工具。
四、无奈的选择：阿根廷人为何再信米莱？
米莱崛起前，阿根廷政坛长期被庇隆主义、中右自由主义、托派三大派系垄断，政党分裂重组却换汤不换药。尽管米莱被指由外国势力扶植，但其打破传统政客圈子的“ outsider ”形象，成了民众对现有体制绝望后的唯一出口。正如美国人第二次相信特朗普，在米莱彻底暴露真面目之前，阿根廷人只能在“烂苹果堆”中再次选择这个“看似不同”的选项。
阿根廷的选举制度看似充满“民主设计”——强制投票、比例代表制、初选革新，却在实际运行中沦为形式大于实质的游戏。制度漏洞被政客利用，民众在“省钱”“习惯”等短期利益面前放弃对深层改革的诉求，最终陷入“只能相信更糟选项”的恶性循环。这场“有趣”的选举，实则是西式民主在现实困境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