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年》最新剧情中，程昭悦之乱刚平，吴越国朝堂便掀起一场“内部清洗”：九郎君钱弘俶被贬台州，当朝宰相吴程（钱弘佐姑父）遭罢相。一场危机过后，钱王为何反手对自家亲信“动刀”？看似“恩将仇报”的操作，实则是钱弘佐为平衡朝局、化解危机的精密布局，而导火索竟是七郎君钱弘倧的一句“祸从口出”。

程昭悦自焚后，吴越国论功行赏提上日程。平叛主力沈承礼部深夜平乱，按惯例需重赏以稳军心。但此时钱弘佐面临致命困境——国库空虚：昔日靠程昭悦财力支撑赏赐，如今程氏覆灭、山越社人去楼空，抄家补亏空的计划落空，犒军成了“无米之炊”。

朝堂上，大司马胡进思（胡令公）作为军方代表，不得不为将士请赏；而宰相吴程（钱弘佐姑父）深知财政窘迫，只能硬拒。这场“要赏”与“没钱”的争执，本是双方心照不宣的心理博弈——只需吵得够凶，或许能逼出折中方案。

博弈的关键转折，是七郎君钱弘倧的突然介入。他当众质疑军功：“镇国、镇武二将不过是随九郎绕城一圈，刀未沾血、箭未离弦，当得起十缗赏赐？”此言瞬间扭转局势：胡进思顺势将矛盾抛给九郎君钱弘俶，而钱弘俶为圆场只能装疯卖傻，与六哥（钱弘佐）演了场“大戏”。

表面看，这是兄弟间的“甩锅”，实则暴露了钱弘倧的致命缺陷——作为钱弘佐暗中培养的继承人（钱弘佐体弱、长子仅五岁），他既无心储君之位，更不懂朝堂规则。他的言论直接否定了赏赐的正当性，等于提前与军方交恶，为未来政权过渡埋下隐患。

钱弘佐贬九郎、罢相，绝非“卸磨杀驴”，而是多重危机下的被迫出手：

其一，为七弟“擦屁股”。钱弘倧的失言已触怒军方，若不迅速平息众怒，恐动摇统治根基。贬九郎、罢相，是用“牺牲”亲信的方式向军方示好，缓和矛盾。

其二，解决台州烂摊子。九郎君钱弘俶此前从汴梁回归时，台州已被揭露“先征后量、提前征税”的土地兼并乱象，涉及十几万户民生，急需处理。但当时钱弘佐内外交困（内有程昭悦余波，外有南唐威胁），无力抽调资源。如今借贬谪之名，派钱弘俶赴台州“救火”，既能解决当地危机，又能借机整顿吏治，可谓“一箭双雕”。

钱弘佐的操作，看似对亲信“刀刃向内”，实则是权衡利弊后的清醒选择。他既要维护军心稳定、避免储君失言引发的连锁反应，又要解决台州燃眉之急，维护统治根基。所谓“帝王心，海底针”，表面的“无情”背后，是对全局的精准把控——贬九郎不是惩罚，而是委以重任；罢相不是否定，而是为后续布局腾挪空间。

这场“内部清洗”，既是钱弘佐的危机公关，更是他为吴越国未来铺路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