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日本经济时，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上世纪80年代日式豪迈的辉煌，或是“失去的三十年”里停滞沉寂的刻板印象，亦或是近年来通缩迷雾中偶尔透出的一丝曙光。曾经，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是日本模式的骄傲，政府与财团紧密合作被视为“东亚奇迹”的密钥。然而，理查德·卡茨在《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中指出，这些昔日的“功臣”在新发展阶段，却沦为阻碍创新的“枷锁”。

文化解释的陷阱

当被问及日本创业者数量不足是否是因为风险投资与企业机会的恶性循环时，日本创新网络公司总裁胜又干英的回答令人意外，他认为核心问题是创业者数量本身就少，很多人倾向于选择大企业。这种观点并不罕见，日本人常被指责过于规避风险、墨守成规，但这种说法只能解释部分问题。

几十年间，关于日本文化和经济行为的观点不断反转。曾经认为日本人喜欢储蓄、不喜欢诉讼、秉持“企业如家”和“员工忠于企业”观念，但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这些观点都被证明是荒谬的。例如，日本家庭储蓄率从两位数降至比美国还低，立案费用降低后诉讼数量猛增。同样，所谓“企业如家”和“员工忠于企业”观念源于20世纪初雇主的宣传活动。

对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存在诸多问题。20世纪50年代，学者将日本经济落后归咎于儒家思想，而后来日本等国取得成功时，又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推动了成功，亚洲金融危机后又将其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文化差异虽有一定影响，但无法解释大部分经济现象。个人行为展示的文化变革往往比文化本身变化更快，美国创业率过去40年下降，是经济与制度环境而非文化所致。深入研究不断变化的环境，能为决策者提供改变社会经济环境以改变结果的工具。

风险与回报的失衡

与美欧相比，日本创业者创办有潜力的瞪羚企业面临更不利的风险回报率。

终身雇佣制下，从大企业离职创业，若企业倒闭，几乎无法再被顶尖企业录用为正式员工。企业为避免员工流失技能，形成“不挖墙脚”非正式协议，这使得人们担忧失去稳定收入，成为创业的最大顾虑。日本银行更不愿向无抵押品或个人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企业倒闭后借款人需用个人资产偿付。日本个人破产法苛刻，破产法越严厉，创业率越低。经合组织调查显示，日本在培养创业意识和技能方面排名垫底。此外，日本社会对创业存在偏见，母亲不愿女儿嫁给企业家。

全球创业观察显示，日本在企业家精神多项指标上排名靠后，但这并非因为日本人天生胆小。调查显示，约37%的日本男性宁愿冒险创业也不愿打工，但仅20%认为可行。日本人在选择笔的颜色实验中，也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当不用关注他人看法时，选择独特颜色笔的比例与美国人相当。

“扣分制”晋升体系也扼杀了创新。20世纪70年代起，大银行推行“扣分制”，员工犯错或失败会得到负面评价，出色成绩却无额外奖励。这使得人们专注于避免犯错，拒绝违反常规的想法，只进行与现有商业模式一致的微小创新。采用“扣分制”的银行在处理问题客户和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方面表现更差。日产和夏普在企业濒临谷底被外国企业收购后，改变晋升标准，员工心态从“不想犯错”转变为“尝试创新”。

企业家有自己的文化

即使假设日本公民天生更规避风险，但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各国都是少数群体且具有独特性格特点。跨国研究表明，日本高科技初创企业创始人主要受自我实现和创造力渴望的驱动，成功的日本创业者与美国企业家有更多共同点。创业者通常具有自我效能感、能将挑战视为机遇、接受计算风险并容忍失败等特质，还具有创业取向，渴望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生活质量等。

美国和日本企业家在人格类型上有一定相似性，但日本培养具有企业家人格的人相对较少，这可能与工作环境和“扣分制”观念普遍有关。日本成年人成为企业家的比例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差距不大，若改善阻碍创业的因素，缩小创业差距并非难事，政策和政治是关键因素。

美国的启示：创业率为何下降？

美国也曾被认为充满企业家精神，但如今创业率大不如前。40年前，新企业诞生数量占现有企业的14%，如今仅为8%；1988年，30%的员工在成立不到10年的企业工作，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18%，这是美国GDP和生活水平增速令人失望的主要因素之一。

美国创业率下降的原因并非文化。25 - 34岁的美国人因害怕失败不敢创业的比例上升，但年轻人对创业的渴望依然强烈，只是因无法获得信贷和经济风险而却步。美国学生贷款负担沉重，2000 - 2009年，学生贷款比例增加导致新企业数量减少。此外，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制度也让员工不愿放弃稳定工作去创业。美国生产率增速放缓并非技术创新减慢，而是商业转换器减速，初创企业数量减少且重要企业难以扩张。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状况才是决定创业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而非本国文化。日本需要改善阻碍创业和创业者成功的制度环境，以提高创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