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悖论浮现：治安向好与保安激增的反差
你或许在社交媒体上读过人类学博士何袜皮对奇案的分析，但她另一项关于“保安与中产安全感”的研究，更揭示了当下社会的深层矛盾：从2010年至今，中国“天眼工程”覆盖下犯罪率逐步下降，人们普遍觉得“治安变好了”，可保安数量却屡创新高——截至2022年，国内保安服务行业人员达644万，较2021年再增4万。为何保安越多，中产阶层的安全感反而似乎越少？
2017年，何袜皮在上海大型小区“大地小区”（匿名）展开9个月田野调查。这个由棚户区改造而成、高峰时居住超6万人的“魔幻”小区，成为观察保安职业与社会心态的绝佳样本。调查发现，保安数量的增加，并非源于真实安全威胁的升级，而是与中产阶层对“空间纯粹性”的焦虑深度绑定。
二、保安的真相：无武力值的“符号化守卫”
在大众想象中，保安是“安全守护者”，但现实却大相径庭。何袜皮刚到大地小区时，便目睹保安队长带着队员吃力搬动路障石墩——这并非个例，保安日常忙碌的多是管理小区体力劳动、处理琐碎杂活：清理建筑垃圾、搬离共享单车、救助被困宠物、报告设施损坏……真正与“安保”相关的工作，仅是应对自行车失窃等小事（2017年自行车库装门禁后，失窃率大幅下降）。
即便遭遇恶性事件，保安也难以发挥“保卫”作用。2016年小区发生杀人案，保安刘勇赶到现场时凶手仍在，但他既无搏斗技能训练，也不被允许携带武器，只能眼睁睁看着凶手逃离。保安们坦言，遇到危险“唯一能做的是报警叫救护车，甚至会直接跑掉”——保安公司的要求是“保住自己小命”，避免伤亡赔偿。
更值得玩味的是保安招聘标准：工作经验、教育背景、犯罪记录鲜被关注，年龄和身高是首要条件。25岁的保安小亮因身高一米七、身材匀称，即便缺乏沟通能力仍当上班长；保安队长直言“个子高、长得帅、年纪轻的保安，业主看了高兴，物业也开心”。何袜皮指出，中产渴望年轻高大的保安把守大门，本质是一种“炫耀性消费”——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保安成为稀缺的“安全符号”。
三、中产安全感的本质：对阶层空间的守卫
访谈十几位业主后，何袜皮发现一个关键事实：业主最担忧的并非“安全问题”，而是群租、设施老旧、停车位不足。那为何仍执着于“多保安”？答案藏在中产的核心诉求里：一是保证小区资源独享（草坪、游乐场、停车位等）；二是维护居民阶层同质性——房子是一线城市中产最大的投资，“纯净”的居住圈层直接关联房价稳定。
保安的真正作用，是成为阶层边界的“过滤器”。随着住房改革后“阶层空间化归类”，高档小区业主长期担心“外来者”打破圈层。群租房成为中产焦虑的焦点：尽管调查显示，群租客多是刚入职的白领、实习生，而非“危险分子”，但业主仍将其视为“威胁”——担心他们破坏小区环境、拉低房价。保安因此被赋予“整治群租”的任务，即便部分保安自己也住在群租房里（大地小区保安宿舍是40人大通间，部分保安为与家人同住，只能选择低价群租）。
四、空间困境：当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居住矛盾激化
保安的生存状态，折射出城市空间分配的深层矛盾。大地小区保安实行两班倒，每天工作12-13小时，月薪仅4200元，全年无休，请假即扣工资。漫长的工作消耗着他们的“能动性”——因长期做被动杂活，许多人无法适应其他工作。下班後，他们要么挤在脏乱的集体宿舍，要么住进价格低廉的群租房。
何袜皮曾跟着“群租整治突击队”进入一个毛坯房：两居室里铺着十几套被褥，阳台地面也放着床垫——这是物业保洁的“宿舍”。居委会和物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格租房会大幅增加成本，不提供住宿又招不到低价劳动力。而群租客面对整治时的“麻木”更令人唏嘘：门板被拆时，租客们或躺在床上看手机，或沉默站在角落——他们早已习惯这种“被驱赶”的处境，内心甚至滋生自卑感。
中产不断要求加强门禁，却忽视了一个真相：城市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保安、快递、保洁等服务业者，但他们的居住需求被持续挤压。当可供外来劳动者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少，中产对“陌生人”的恐惧只会加剧——这形成了恶性循环：保安越多，越凸显阶层差异；阶层差异越明显，中产的不安全感越强烈。
五、破局之路：从“门禁守卫”到“空间公平”
何袜皮认为，提升安全感的根本，不是增加更多“符号化保安”，而是改善流动人口处境。她观察到上海的积极尝试：新出让宅地配建5%以上公租房、出台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保障体系——“一张床”式宿舍月租几百元，面向一线务工人员，且不限户籍，仅需“合法就业+住房困难”。
此外，政府重申给外卖员、保安等交社保，多政策协同改善其居住与福利。何袜皮指出：“当人们感觉周围每个人都很幸福、安全，内心的恐惧才会真正缓解。” 保安数量与中产安全感的悖论，本质是城市空间与阶层资源分配的问题。唯有打破“圈层隔离”，让服务业者获得体面的居住与尊重，中产才能摆脱“越多保安越焦虑”的怪圈。